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馆藏位置：外借库八层

索书号：A12/1=2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含对于婚姻家庭制度的考证和研究，以及私有制与国家起源的论证，再读经典著作，对于当今的很多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女性社会地位建构的角度，这本经典著作中也有很多可资借鉴之处。本文将结合经典解读和社会发展实践，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及妇女解放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

一、家庭形态演变中的性别权力更迭

（一）母系氏族社会的性别平衡机制

在采集经济时代，女性主导着社会形态，形成了独特的性别平衡机制。当时实行群婚制与普那路亚家庭模式，”知母不知父”的亲属制度盛行。在群婚制下，群体中的男女随意结合，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普那路亚家庭则是同一氏族的兄妹不能结婚，但整个氏族可与另一氏族集体通婚，孩子同样只认母亲。这种制度使得女性成为家族血统的传承者。

原始共产制家庭经济也极大地提升了女性地位。当时主要的生产活动是采集，女性凭借对植物生长周期和药用价值的深刻理解，为部落提供稳定的食物和医疗保障。以夏威夷原住民为例，他们直到19世纪还保留着类似的制度。在母权制下，女性在食物分配中起着核心作用，能够根据部落成员的需求合理分配资源。同时，在部落管理方面，女性负责教育子女、维系家庭和部落的关系，是部落的核心纽带，享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

（二）畜牧革命与父权制的确立过程

三次社会大分工对性别关系进行了重塑，其中畜牧革命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学会了驯养牲畜，男性在这方面展现出优势。牲畜繁殖可以带来大量财富，使得男性逐渐掌握了财富积累的手段。

以易洛魁人氏族解体为例，铁器时代的到来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剩余产品增多，私有财产的概念逐渐形成。男性作为牲畜的主要驯养者，拥有了更多的财富。为了确保自己的财产能够传给亲生子女，他们对父系血缘的确认变得尤为重要，这就产生了私有财产继承的需求。于是，父系氏族逐渐取代了母系氏族。

宗教神话也对父权制度起到了巩固作用。例如《圣经》中亚当夏娃的故事，把女性塑造成“原罪”的化身；印度《摩奴法典》规定女性必须终身服从男性，甚至不能独立拥有财产。这些宗教教义和神话传说从思想层面强化了父权制，使得男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更加稳固。

（三）专偶制婚姻的双重压迫本质

一夫一妻制具有明显的经济契约属性，本质上是男性财产继承的工具。罗马《十二铜表法》规定，女性在婚姻中处于从属地位，财产由丈夫管理和支配。而印度《摩奴法典》更是明确指出，女性必须终身服从男性，不能独立拥有财产，这进一步体现了专偶制婚姻对女性的压迫。

从经济角度看，男性通过专偶制婚姻确保自己的财产能够由亲生子女继承，从而维护家族财富的传承。女性则成为了男性财产的附属品，失去了经济独立的权利。在社会层面，女性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家庭内部，负责家务和子女教育，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生产。

二、私有制框架下的女性生存困境

（一）生育劳动的价值遮蔽现象

在历史的演进中，家务劳动逐渐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体系之外。早期社会，男女分工相对明确，男性从事狩猎、畜牧等生产活动，女性则负责采集、家务和生育。随着私有制的发展，社会生产以创造物质财富为核心，家务劳动因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其价值被忽视。

18 世纪欧洲贵族联姻是女性身体商品化演变的典型案例。当时，贵族家庭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进行联姻，女性成为家族交易的筹码。她们的婚姻并非基于爱情，而是为了家族的财富和地位。

现代社会的“母职惩罚”现象也有其经济学根源。女性生育后，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这导致她们在职场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减少，职业发展受到限制。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更倾向于雇佣没有生育负担的男性或女性，使得生育后的女性在就业和晋升方面面临更大的困难，收入也相对较低。这种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女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形成了恶性循环。

（二）继承权剥夺与资产贫困循环

罗马法系中“女性无遗嘱能力”的规定产生了深远的现代遗毒。这一规定使得女性在财产继承方面处于劣势，即使在现代社会，这种观念仍然影响着一些地区的财产分配。

从房产继承权的性别差异统计数据来看，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男性获得房产继承权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例如，在一些传统观念较强的农村地区，房产往往优先由男性继承，女性即使有继承权，也可能受到各种限制。

中国农村土地承包权案例也充分说明了制度性贫困对女性发展的制约。在农村，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富来源。然而，由于传统观念和制度的影响，女性在土地承包权方面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一些地区在土地分配和流转过程中，更倾向于男性，导致女性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这种制度性贫困使得女性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发展受到限制，难以摆脱贫困的循环。

（三）职场中的隐形性别天花板

全球高管性别比例数据揭示了职场晋升通道中的结构性歧视。在大多数企业中，高层管理职位中男性的比例远远高于女性。例如，在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女性高管的比例可能不足 20%。这种现象表明，女性在职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无形的障碍，难以晋升到高层管理职位。

“母职税”概念与育儿成本转嫁机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女性生育后，需要承担更多的育儿责任，这使得她们在职场中面临更大的压力。企业为了避免因女性生育而带来的成本增加，往往会在招聘、晋升等方面对女性进行歧视。同时，社会缺乏完善的育儿支持体系，育儿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担，这进一步加重了女性的负担。

在人工智能时代，性别职业隔离出现了新的形态。一些新兴的科技行业，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男性占据了主导地位，女性的参与度较低。这是因为这些行业对技术和数学能力要求较高，而传统的教育模式和社会观念使得女性在这些方面的培养相对不足。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可能导致一些传统女性职业岗位的减少，进一步加剧了性别职业隔离。

三、当代女性解放的现实路径探索

（一）家务劳动社会化改造方案

托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十分必要。在现代社会，女性既要承担生育责任，又要参与职场竞争，育儿压力成为限制女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完善的托育公共服务体系能为女性减轻育儿负担，使她们有更多精力投入工作和自我提升。

北欧与东亚模式存在明显实践差异。北欧国家福利制度完善，政府大力投入托育服务，提供高质量、低收费的托育机构，女性生育意愿和职场参与度都较高。而东亚国家受传统家庭观念影响，家庭在育儿中承担主要责任，托育服务发展相对滞后，女性面临较大的家庭与工作平衡压力。

为推动家务劳动社会化，可采取以下具体方案。社区共享厨房是个不错的选择，居民可以在共享厨房中共同准备餐食，减少家庭烹饪时间和成本。智能化家政平台能整合家政服务资源，提供便捷、高效的家政服务，让女性从繁琐的家务中解脱出来。

此外，第三性别厕所等空间平权措施也不容忽视。它能为非二元性别的人群提供安全、舒适的使用环境，体现社会对不同性别的包容和尊重，促进性别平等的实现。

（二）亲密关系中的权力重构实验

合约婚姻、LAT分居伴侣等新型关系模式为亲密关系中的权力重构提供了新思路。合约婚姻通过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使伴侣在经济、家务、生育等方面达成共识，避免传统婚姻中可能出现的权力失衡。LAT分居伴侣则保持各自的独立空间和生活，在情感上相互支持，这种模式给予双方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性。

在亲密关系经济学中，劳务计价方法是关键。家务劳动、育儿等劳务应该得到合理的价值评估和补偿。例如，夫妻双方可以根据各自的工作时间和收入情况，协商家务劳动的分配和报酬。

以日本“事实婚”立法进程为例，它反映了制度变革的可能性与障碍。“事实婚”是指未进行婚姻登记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关系。日本在推动“事实婚”立法过程中，面临着传统婚姻观念的阻碍，但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和女性意识的觉醒，立法逐渐取得进展。这表明，虽然制度变革会遇到困难，但只要社会需求存在，变革就有可能实现。

（三）技术突围与女性解放

生物科技对传统生育制度产生了巨大冲击，冻卵技术合法化争议和代孕伦理困局就是典型体现。冻卵技术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生育选择，使她们能够在事业发展的同时，保留生育能力。然而，冻卵技术的合法化面临诸多争议，包括伦理、法律和社会观念等方面。

元宇宙中的性别身份实验为性别平等带来了新的可能。在元宇宙中，用户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性别身份，摆脱现实世界中性别刻板印象的束缚。这种虚拟世界的体验可能会影响人们对性别身份的认知，促进现实社会中的性别平等。

脑机接口技术有望带来身体解放。通过脑机接口，人们可以直接用大脑控制外部设备，实现身体功能的拓展。对于女性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在工作、生活中减少因身体限制而带来的不便，进一步提升身体自主权。但同时，脑机接口技术也面临着隐私保护、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挑战，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加以规范。

四、恩格斯理论遗产的当代激活

（一）两种生产理论的现实穿透力

恩格斯提出的“物质生产与人自身生产”辩证关系，在当代社会仍具深刻的现实穿透力。在三孩政策背景下，企业用工成本转嫁现象凸显了这两种生产之间的矛盾。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往往不愿雇佣育龄女性，或者在女性生育后给予不公平的待遇，这实际上是将生育成本转嫁给了女性和社会。

在数字经济时代，再生产劳动呈现出新特征。一方面，数字技术使得工作更加灵活，但也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增加了女性兼顾家庭和工作的难度。另一方面，虚拟社交的发展虽然拓展了人际交往的范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现实中的家庭和社区支持网络。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可提出全民基本收入与生育津贴联动的政策设想。全民基本收入为每个公民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生育津贴则专门针对生育家庭，鼓励生育并补偿生育带来的经济损失。将两者联动起来，既能保障女性在生育期间的基本生活，又能缓解企业的用工成本压力，促进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协调发展。

（二）家庭单位解构中的共同体重建

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单位逐渐解构，后家庭社会形态成为一种可能的发展方向。芬兰的“孤独死”预防体系和韩国的共同生活社区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芬兰的“孤独死”预防体系通过社区关怀、志愿者服务等方式，关注独居老人的生活状况，减少孤独感和意外发生的风险。韩国的共同生活社区则是居民共同居住、共同参与社区事务，形成了一种互助合作的生活模式。

区块链技术在新型互助共同体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特点，能够确保互助信息的透明和公正。例如，在社区互助中，通过区块链记录互助行为和贡献，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贡献获得相应的回报。这不仅可以提高互助的效率和可信度，还能增强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合作，促进共同体重建。

（三）国家消亡论中的性别解放维度

重新解读恩格斯的国家学说，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的性别解放维度。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在历史上往往维护了男性的主导地位。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也可以成为推动性别平等的力量。

冰岛“女性政党”执政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冰岛的女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性别敏感的政策，如提高女性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参与度，保障女性的权益等。这表明，通过政治手段可以有效地推动性别解放。

构想性别政策框架，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在教育领域，应消除性别刻板印象，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在就业领域，要加强对女性的职业培训和支持，消除职场性别歧视。

全民家务技能培训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这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还能打破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男性和女性都学习家务技能，有助于在家庭中实现更加平等的分工，减轻女性的家务负担，进一步推动性别解放。

总之，重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于我们理解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更加明确了历史经纬，也指明了妇女解放的发展方向，对于我们研究和思考妇女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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